孙立坚

股市、楼市屡攀新高，背后的流动性神秘莫测——对这个并不陌生的局面，中国此前的应对看上去矛盾重重。

当前中国正处在救市政策“从量到质”变化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经济企稳回升的大局不容破坏，财政货币政策不宜做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天量信贷在经济中的负作用已经显现。流动性收还是不收，怎样才能既不影响恢复中的实体经济又能控制虚火上升？这看上去很难。

现在看来，高层的态度似已明朗：“管”银行要比“收”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膨胀的效果更好。继上周出手规范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融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后，8月3日，中国银监会就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发出七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监管指引，内容涉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监督检查等多个方面。

银监会的最新举动释放出以下信息：首先，我们的监管模式已率先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强制性监管。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已经引入这个制度：对开展商业信贷的银行，有对存款人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防存款人集中取款导致正常信贷业务瘫痪的风险。这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是上一个版本的升级——不再划一个静态的指标，而是通过动态跟踪风险变化来不断调整充足率水平。它要求开展各类信贷业务的银行，尤其是想通过业务内容创新来摆脱其他银行竞争的金融机构，不能以“眼前获利”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而是通过这种伴随风险增长而成本上升的控制方式，时刻提醒银行注意金融风险。

虽然这种方式有时并不是银行的主动意愿，甚至有些银行为了摆脱监管部门的这种约束，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创新”业务活动来躲避。美国商业银行为何这次在金融危机中也会陷得这么深，正是因为这些银行为了追逐商业利润，逃避监管，接受了很多新型的“表外业务”，结果当表外的巨亏转变成表内流动性缺失的时候，欧美监管部门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目前监管模式的漏洞。

但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主要问题目前并不在表外业务上，而是对表内业务风险监管模式的陈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银监会导入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模式率先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纯的合规性监管、静态资本充足率监管已上升到按照市场风险定价机制进行风险监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银行刚刚起步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时候，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创新没有获利的本领，那么，银行自身就会因为成本高企而不得不放弃金融创新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指引的发布表明了今天中国政府“求稳不求利、求实不求虚”的价值观。

但应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外资金融机构有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后盾，有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适应监管的经验，更有创新获利的能力，它们会不会利用现在阻碍中资金融机构创新的成本门槛，乘虚而入，占领市场，分享中国高储蓄给它们可能带来的丰厚的财富效应呢？因而，我们必须考虑：一是怎样扶持中国金融业整体的创新获利能力，二是怎样在不平等的客观竞争条件下实现中外资“双赢”的结果。前者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管理财富的能力，后者关涉能否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当下，我们赞成银监会这种诱导资金进入低风险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监管方法。这样，银行业可以通过支持实业投资的贷款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至于后续的财富管理能力的提高，则需要时间，需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到位，需要以全社会对风险和收益认知能力的提高为基础。

第三，反映了政府认为现在已是监管新模式出台的合适时机。因为中国银行业和欧美银行业相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所以这种监管模式的市场化转变不会给我国银行业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救市的效果。

另外，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膨胀现象，在结构转变中，无法对其进行一刀切的宏观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银行自身的信贷业务调整能力，所以新监管模式的导入比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效果要更为明显。

再者，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主营业务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所以，新的监管模式不会给银行盈利情况带来太大的麻烦。反而是，银行会更关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类企业和区域发展项目是否能用好钱、是否可以带来稳定的收益这类实体经济面表现好与坏的问题，而这方面热钱却没有兴趣和机会。

也就是说，新监管模式对抑制眼下（后危机时期）大量流动性在寻找机会补偿前期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这种纯粹逐利型热钱的涌入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透视”作用。也即，让热钱暴露在阳光下，而不要与国内的信贷混在一起，让中国政府很难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