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的钱币。

　　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到1948年12月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20多年的革命史，100多家发行单位，1500多类品种，一段红色政权的成长历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的临近，深圳藏家杨传耕收藏的400多枚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渐渐浮出水面。

　　9月29日至10月21日，由深圳市收藏家协会和深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风华六十·红色春秋”——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红色收藏展将在深圳博物馆老馆举行。作为深圳市收藏协会会长，杨传耕把他的“红色家底”全部拿了出来，400多枚红色货币将组成“星火燎原”——红色政权货币展区。

　　红色情怀高于经济价值

　　在深圳收藏圈里，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位专门玩铜镜的藏家青峰泉，知道他的铜镜收藏颇具规模。其实青峰泉就是杨传耕，除了青铜器收藏之外，杨传耕多年来一直专注着另一个主题收藏——红色货币收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到红色钱币后，杨传耕敏锐地发现，红色货币收藏是一只极有成长性的“潜力股”。

　　“那时候我还在玩古钱币。”回忆起当年看见第一枚红色钱币时的情景，杨传耕说：“那是在1991年，有一天，我在深圳书城门口与行家交流古钱币，一位江西来的行家突然拿出了一枚根据地发行的布币。这枚红色根据地发行的布币品相非常好，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它勾起了我想去研究一下中国革命成长历程中货币的流通过程了解一下那个特殊年代下的货币战争。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红色货币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把它们收齐了，精神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杨传耕回忆说，“我的红色货币收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钱币。

　　上千种流通钱币地位显著

　　杨传耕的古钱币收藏曾经也是深圳收藏圈子里首屈一指的，但是杨传耕总觉得深圳的收藏圈子还是太小、太弱，自己的古钱币收藏与国内其他城市里的大藏家比起来，根本排不上号。2000年，杨传耕决定收缩战线，把藏品“升级换代”。当时铜镜的收藏在全国刚刚起步，深圳几乎没什么人在玩古铜镜。杨传耕决定转移收藏方向，卖掉古钱币和一些零碎藏品，集中精力、财力，专攻铜镜收藏，树立自己的品牌。他四处筹集资金，放弃了所有的藏品，包括他的邮票、古钱币等等，而唯独保留下了他的红色货币系列。“虽然我当时的红色货币收藏还不像现在这么有规模、有分量，但是我隐隐地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杨传耕坚持着自己的收藏信念，他大量地买入1949年以前各时期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货币，包括纸币、布币、各种债券、借谷证、铜元、银元等。随着藏品的逐渐增多，他发现了更多的收藏趣味。从1927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20多年里，红色政权发行了1500多品种的流通钱币，发行单位多达一百多家。这些红色货币不但见证了红色政权的创建过程，其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有着突出的地位。许多专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开始研究根据地货币战争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专家认为，这些独立货币制度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

长城银行发行的100元流通券。

　　红色货币价格持续上涨

　　从收藏第一枚红色货币到现在拥有400多枚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红色货币系列收藏，杨传耕发现红色货币这类“平民收藏”，其价值的增长非常快，甚至比许多文物级的藏品增长速度还要快。说起买第一枚根据地钱币，杨传耕颇有些得意，“很便宜，也就花了几十元，现在这枚钱币已经值几千元了，10年增长了几十倍。这不算涨得多的，一些稀少的根据地钱币涨得更厉害。”1992年，杨传耕收了一枚川陕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银币，当时花了2000多元。而现在，四五万元都买不到。在杨传耕的藏品中，一枚淮南银行发行的100元纸币是他的心爱之物，“纸币的右侧印有毛泽东的头像，苏区纸币印有领袖头像的不多，1995年在文化宫花了800元从一个苏北人手上拿的，现在没有三四万元拿不下来。”

　　虽然近几年红色货币的收藏不断升温，但是杨传耕觉得其价值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根据地货币为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第一套人民币目前的市场价格已经是200万元左右。根据地货币因发行时间短、印制技术差、留存下来的少。再加上收藏群体的不断扩大，藏品越来越稀缺，而价格却远远比不上第一套人民币。杨传耕认为，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随着建国60周年大庆的到来，红色货币、宣传画、连环画、像章等红色藏品频频出现在各大展览、拍卖会上，藏品的价格会一路上涨。“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红色藏品以及其背后的革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满足收藏爱好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胡云涌